美國藥企到底給醫生多少錢？

        一些非常受歡迎的重要意見領袖由于其在業界有一定知名度，所以有些年份，他會同時為6家或者更多家企業工作。

        分別在2004年和2009年進行的兩次調查顯示，超過四分之三的醫生和藥品或者醫療器械企業有過至少一種類型的財務往來。埃里克·坎貝爾(EricCampbell)是哈佛大學醫學院醫學教授，也是馬薩諸塞綜合醫院(MassachusettsGeneralHospital)芒根健康政策研究室(MonganInstituteforHealthPolicy)主任，他主要撰寫了這次的調查報告。他說，2004年，和藥企有財務往來的醫生比例是94%，到了2009年，這一數字下降到了84%。

        近日，美國政府公布了美國每一家制藥和醫療器械制造商支付給醫生的費用明細。

        這一信息是根據2010年的《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CareAct)》中的規定披露的。這一法案強制要求披露醫生、牙醫、按摩師、足療師和驗光師由于進行推銷式談話、咨詢、用餐、教育和研究，而從企業那里得到的費用。

        目前，還不知道這些數據將會說明什么問題——一部分是因為第一批數據是不完整的，只覆蓋了截至2013年底幾個月的支出情況——但非營利性民間新聞網站ProPublica有幾個很棒的猜測。那是因為它在過去4年里開展了一個“給醫生的美元(DollarsforDocs)”項目，該項目一直在深挖醫生和藥企之間的關系。

        ProPublica整合了一些大型藥企網站公布的信息。聯邦監管機構會就藥企不恰當營銷和給醫生回扣，向法院提起對它們的訴訟，而作為解決案件的一個條件，藥企要在其網站上公布他們支付給醫生的費用。通過與醫生回扣調查網站PharmaShine的合作，ProPublica整理出了2013年的醫生回扣數據，涉及到的17家藥企的銷售額占到2013年全美藥品銷售額的一半。患者還可以通過其網站上的搜索工具，查看自己的醫生收受回扣的情況。

        以下是ProPublica從數據中發現的幾個事實：

        許許多多醫療從業人員和制藥行業有關系

        “給醫生的美元”項目現在包括了從2009年以來的340萬次費用支付，支付費用總額超過40億美元，其中25億美元是給研究用的。僅2013年一年就有120萬次費用支付，總計支付資金近14億美元。

        計算出收受回扣的醫師的精確人數是不可能的，因為藥企還沒有使用跨公司的統一唯一識別碼。但很清楚的一點是，總的人數應該有數十萬人。

        去年一年內，除掉支付研究費用以外，制藥企業輝瑞制藥(Pfizer)和醫療保健專家之間的互動次數是最多的——大約有14.26萬次。阿斯利康制藥(AstraZeneca)以11.12萬次名列其后，強生(Johnson&Johnson)和森林實驗室公司(ForestLabs)每家各有近10萬次。在全美范圍內，預計有80萬到90萬名醫生涉及其中。

        “大多數脫離公立醫院工作的醫師都會以某種形式被制藥行業接觸到，”PharmaShine創始人之一、ObsidianHDS的聯合創始人喬治·鄧斯頓(GeorgeDunston)說。“把這些加起來，你會得到一個非常可觀的數字。”

        坎貝爾一直在批評醫生和藥企之間的關系。他說他并沒有進行后續調查，但他猜測從2004年開始，接受費用支付的醫生的比例很有可能已經有所下降。

        “老辦法就是去盡量多地和許多醫生取得聯系，廣撒網，和他們建立關系，”他說。“我覺得他們的目的性和具體性一直都要強得多。”

        有些醫生與許多藥企保持聯系讀過醫學雜志文章附帶的、印刷精美的披露手冊的人都知道，醫生往往會同時和幾家在同一領域(比如心血管病或者精神分裂癥治療領域)競爭的藥企達成共識。ProPublica的數據也證實了這一點。

        馬克·科恩(MarcCohen)是紐瓦克貝思以色列醫學中心(NewarkBethIsraelMedicalCenter)心血管科主任，他去年就靠為6家企業說好話或者提供咨詢，拿到了27萬多美元。而他本人還是一個多產的研究者和作者。

        在一次采訪中，科恩說他只和有大規模臨床實驗做支撐的藥企合作。“總地來看，產品的科技含量非常重要，”他說。“這些藥企則會成為我選擇合作的對象。”

        ProPublica的數據顯示，古斯塔夫·阿爾瓦(GustavoAlva)是加州的一位精神病科醫生，2013年，他靠為4家企業說好話和做咨詢，掙到了19.1萬美元。阿爾瓦并沒有就本文打回過電話，但去年他和ProPublica的記者說：“實際上，我很喜歡告訴病人在某一領域有新的發展。”

        規模最大的企業也并不總是花錢最多的。一些較小的藥企在這方面的花銷也很大。以森林實驗室為例，它是一家中等規模的制藥企業，7月剛剛被總部位于都柏林的阿特維斯公司(Actavis)收購。根據著名健康信息公司統計，2013年，森林實驗室在美國本土的藥品銷售方面花了38億美元，這讓它勉強躋身前20位。

        它的產品銷售額比去年排名前兩位的瑞士諾華公司(Novartis)和美國輝瑞制藥(Pfizer)小得多，但它在推廣說服事件策劃方面的花銷，截至2014年9月底已經輕輕松松超過了這兩個競爭者。

        2013年，森林實驗室花了3230萬美元來鼓勵醫生有傾向性地與患者談話，而諾華公司和輝瑞制藥在這方面的花費分別是1279萬美元和1260萬美元。

        阿特維斯公司一位發言人拒絕就公司戰略做任何評論，但森林實驗室的發言人說，去年，該公司花了更多的錢在幫自己推銷的醫生身上，因為它沒有用昂貴的、直達消費者的電視營銷方式。它在去年推出的新藥也比其競爭者更多。

        那些推出了新藥，或者以前的藥有了新的用途被批準的公司，往往會花費更多。那些沒有太多新產品，以及失去(或者即將失去)自家藥品專利保護的公司，在這方面的花銷倒會和其他公司持平。

        “許多錢都是這些公司在新藥或者有前途的產品的研發周期內花掉的，這并不是制藥行業才特有的現象，”制藥行業貿易組織美國藥物研究與生產聯合會(PharmaceuticalResearchandManufacturersofAmerica)副總顧問約翰·默菲(JohnMurphy)說。

        在藥企和醫生之間，一起吃飯的次數超過了所有其他形式的互動，但它涉及的金額卻比其他形式小得多。

        在美國安進公司(Amgen)2013年55000次支付清單中，除去研究費用，食品占到了將近50000次，大約為總數量的91%，但所有食品的費用只花了310萬美元，只占到總支出額的大約20%。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安進公司在區區600位為它說好話的醫生身上，就花了將近2倍于上述食品費用的錢(600萬美元)。

        其他公司花銷的模式也差不多，為藥企做推銷的醫生的每次推銷都能拿到2000到3000美元，甚至更多。

        美國藥物研究與生產聯合會的律師默菲說，鑒于醫生接待患者的日程很滿，因此吃飯時間往往是接近他們的唯一機會。公司的銷售代表帶去的不僅是藥品的信息，而且還有一頓飯。“許多醫生的辦公室都會在午飯時間關上門，”他說。“在患者看護時間，我們想讓他們去見患者(好幫我們說話)。”

        研究人員說，無論動機如何，即使是小禮物或者一頓飯也能影響一個醫生對一種藥的看法，并讓他更多地開那種藥。

        那這種披露支付信息的做法有用嗎?

        嗯……這要看你對“有用”的定義是什么了。

        在過去4年里，“給醫生的美元”項目曾經進行了超過800萬次咨詢，一些患者告訴項目組說，制藥企業給醫生的費用會讓他質疑醫生開某種藥的原因。其他患者則說，這會讓他們對自己的醫生更有信心，覺得他們真的是專家(所以才會有藥企愿意給錢)。

        在聯邦數據公布之前的幾年里，ProPublica報道了許多企業削減了付給為自己做推銷的人的錢。但紐約一位為制藥企業做法律顧問的律師斯科特·利布曼(ScottLiebman)說，到底是支出披露導致了這一后果，還是商業因素在起作用，現在下定論還為時過早。